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老人刚刚去世。5月7日上午，江苏如皋九旬老人周粉英公开了自己的“慰安妇”身份，作为日渐稀少的“活证人”希望“保住那一段历史”。（《扬子晚报》5月8日）

    雷桂英老人走了，周粉英老人义无反顾地接过了这一“记忆的接力棒”——两位可敬的老人同样 怀着极大的道德勇气，在沧桑暮年说出并见证了那段惨痛的遭遇。由此，一个民族抑或一个群体的受难却没有见证者的历史隐痛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情而正义的开篇。

   当试图言说“慰安妇”的历史时，我们的内心是无比复杂的，甚至都不想提及这个词。因为，不管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直接当事人，这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耻大辱——在民族和人身的伤痕面前，我们宁愿三缄其口，只为了不想再次触动那令人心碎的既往的痛苦，更不想看到这种痛苦重演。但沉默不具有任何力量，它充其量只是一种逃避，尽管这并不可耻。

   正因为如此，雷桂英和周粉英两位老人从历史幽暗角落里的主动浮现，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她们所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们摆脱屈辱、压抑，重塑历史人格的基石。也有理由相信，那些仍然隐匿在某个角落里的同命运者，将因此获得足够多的精神力量，促使她们站到雷桂英和周粉英的队伍里来，共同完成对那段历史的回望和祭奠。

    历史视野里的“慰安妇”事件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而对于今人来说，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像灵魂的蜡烛，永远照耀着那些已逝去或仍然健在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著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提出了“共同记忆分工”和“历时记忆分工”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后者指的是，“作为记忆群体的一员，我与前一代人有记忆的联系，他们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记忆相联，如此类推”。显然，今天雷桂英和周粉英老人所做的正是为了唤起这两种“分工”，以对历史保持深刻的痛感为前提，永远地为历史保留现场。

    记忆是充满了伦理属性的。有时候，如果我们固执地对抗某段或许惨不忍睹的记忆，我们的人性和良知都将丢弃在历史和时代的前线。不管是以历史的名义，还是以未来的名义，我们都没有理由把“慰安妇”从我们的记忆中一笔勾销。周粉英和雷桂英老人为这种记忆重建开了一个引子，而政府和社会接下来有必要为她们做些什么。(张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