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不能直接约束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以为《物权法》颁布后城管就不能随便没收“走鬼”财产，是朦胧法律意识下的一种天真的误会。

 现如今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这是社会法治化程度提高的表现，当然是值得积极鼓励的大好事。许多维权行为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例如重庆的“最牛钉子户”杨先生夫妇的不懈抗争。不过，公民对于法律的理解力，似乎与其权利意识的增长并不同步，以至于每当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动时，经常会出现一些善意的“误读”行为。例如，2004年《宪法》修正案颁布后，有人将《宪法》放大复印后张贴于已被划入拆迁范围的房屋门前，作为抗拒拆迁行为的“尚方宝剑”，理由是《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懂得私产受保护是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法商”在提高；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保护自己合法私产的直接法律依据并非《宪法》，而是依照宪法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

如果说以《宪法》为捍卫私产之武器，主要目的也许是引人注目的话，那么《物权法》颁布后引发的一些人对城管查扣“走鬼”商品合法性的质疑，则误读的程度更深些。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即“城管”）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设立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城管作出的暂扣、罚款、没收等决定，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城管行使处罚权的直接依据，一般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广州是两者都有）。城管处罚权的具体内容，经常散见于多部法规和规章中。只要城管的处罚行为有法典（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上的依据，并且处罚程序也合乎相关法典的规定，处罚行为就是合法的。当然，公民不服处罚行为，仍然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处罚（以及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其他行政行为）引起的是行政机关和被处罚对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公权力主体，另一方是私权利主体，这种关系就属于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宪法、行政法和刑法都属于公法）。相对而言，民法是调节私权利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属于私法的范畴；《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方式剥夺私人的财产（例如没收“走鬼”商品），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这些法律依据，只能是公法上的依据，例如《行政处罚法》、《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002）、《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广州市政府，1999）等，而不能是私法（例如《物权法》），这是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

    宪法和法律对于私产的保护分两个领域进行：在私法领域，通过对物的归属及变动规则进行规定，为私人主体之间与物权有关的行为提供依据，从而起到保护权利人物权的作用，是民事法律规范的任务；在公法领域，对私产的保护则是通过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依据和行使方式，并提供救济渠道来完成，这是行政法律规范的任务。简单来说，《物权法》不能直接约束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以为《物权法》颁布后城管就不能随便没收“走鬼”财产，是朦胧法律意识下的一种天真的误会。至于很多人对城管执法的方式不满，那也是另外一个需要依靠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善来解决的问题，《物权法》对此就鞭长莫及了。

    顺便说一句，上述理由，在现行法典中是找不到的，在法学上却是常识。法律知识不是单独看法典就可以学会的，“法商”的培养还需要一些基础的法学知识。这也许是“普法”教育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