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说出真相为何艰难

        原本以为采访会很顺利，众多得知自己女儿受害的家长，定会义愤填膺，向记者痛斥老师的变态行径。可事实上，这次采访可以用“艰难”二字来形容。

        一户、两户、三户……一提起这件事，家长们的反应竟然模式化的相同，他们会说“听说过了，那老师真恶心。”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极力和这件事划清界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于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这位老师依旧“安稳度日”。家长们虽然愤怒，但最终他们所做的只是为孩子转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学生们称，班上18个女生均受到老师不同程度骚扰，可最终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只有三户家长。而最终他们的呼声也被掩盖。

       碍于杨老师在当地的势力也好，担心孩子前途受影响也罢，或许，让家长们闭嘴的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在一份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担保人陶禹的名字，每户一万元。(稿件中的所有名字，除老师杨斌与校长陶禹外，均属化名)本报记者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