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松中多次给媒体打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家里六张嘴全靠在建筑工地做瓦匠的高松中，他每天赚百八十块钱。20年前给孩子瞧病借的35000元，至今还有3千多没还上。

　　生下小女儿和小儿子后，贾滩乡政府和方庄大队的人来罚款，高松中手一摊“你看我家有啥你就拿吧。”

　　房子是用自家桐树做的椽木和檩木，窗上钉着挡风的透明塑料哗啦啦地鼓动，墙上、屋顶吊着红蓝白的彩条塑料布，边角处是化肥袋子补丁。两个歪歪斜斜的衣柜，最值钱的是电视机。

　　高松中说，最后罚款的人见木椅上穿开裆裤的脑瘫哥俩，之后再没来过。

　　没钱时家里种的桐树10块钱一棵就卖掉了。“走到谁家门口，谁都害怕，”高松中说。

　　高松中求过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过村大队两回，“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之后就再也不找了。

　　武文英和高松中不知道，三年前，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国辉、国增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

　　此项方案由残联负责，而双胞胎兄弟俩信息，并不在鹿邑县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

　　鹿邑县残联康复部尹姓工作人员介绍，县残联从镇政府和村大队获取村里的残疾人信息。河南省也在社区和农村设置残疾人工作协调员，负责将残疾人情况上报基层残联。

　　但残联没有从乡政府或村大队接收到高国辉和高国增的残疾信息，“工作人员太少，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排查。”

　　调查中，方庄行政村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调员，负责赫庄村日常事务的村大队会计魏广运，对武文英家的情况有所耳闻，却“不了解详情”。

　　尹女士介绍，村里不上报，就需要家庭来申请。

　　贾滩乡民政所工作人员马艳丽介绍，即使办理残疾证也不会有任何补助，而且残疾证需要家属提出申请主动办理，否则乡里也不会向鹿邑县残联汇报。

　　这些信息不曾抵达这个偏远的自然村，文盲的母亲和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更无从得知。

　　由于高松中的“不经心”，双胞胎儿子一直没上户口，无法吃低保。

　　媒体成了他们唯一求救的希望。记者侯国防记得，2009年5月第一次采访后，高松中多次打来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报道发表后，转机出现，好心人送来被子、营养品、电风扇等。镇政府送来轮椅和500元慰问金。

　　没户口的哥俩低保挂在高松中名下，两人每月共60元。

　　这些，都没能改变高家的贫穷。

　　争吵

　　一次争吵中，高松中摔了武文英供的菩萨，“这个家就没好过，菩萨根本保佑不了我们。”

　　在警方的审讯中，武文英有一个诉求，“不再跟丈夫生活”。

　 “他说俩孩子和废人一样，照顾他们干啥？两个小的也被他们拖累。”武文英说，丈夫的话让她寒心，她抱怨丈夫对照顾两个脑瘫儿子不曾搭一把手，甚至怀疑丈夫“在外面有女人”，说偷听到他和别的女人打电话。

　　喝醉酒的高松中开始和武文英争吵、动手。

　　武文英的姐姐武作荣认为，对感情的绝望，是压垮妹妹的最后一根稻草。

　　武文英怀双胞胎时，就因为高松中打她而喝农药。

　　最近七八年，争吵愈演愈烈，高松中经常追打到武作荣家。

　　就在脑瘫哥俩出事前的正月初二，在武作荣家喝酒的高松中和武文英争吵，缘由是武文英拦着外甥送酒给他。

　　走出姐姐家没多远，武作荣眼看着高松中在路边，揪住武文英的头发踩在脚下，往妹妹身上踹。

　　武文英曾多次提出离婚，可想到孩子，她一次次放弃。

　　武文英的身体也在慢慢垮掉。早上腰疼得要拽一把才能起床。村卫生所的王宗启记得，武文英常半夜胃疼得直嚎，请他去瞧病。

　　堂屋正中靠墙的桌上，武文英供奉着一个菩萨，一个太上老君，三个财神爷，她每天跪拜烧香。

　　武文英信命，她常对人说“劳碌命、命不好、认命吧”。

　　一次争吵中，高松中摔了武文英供的菩萨，“这个家就没好过，菩萨根本保佑不了我们。”

　　2011年底，武文英见邻居姜巧荣“信主”，请求带她一起，也想“减轻痛苦”。

　　隔三岔五的聚会，赞美诗、祷告，武文英学不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没两个月，高松中不满了，“和人家能比吗？你有那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