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共同举办《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自上月底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备受各界关注。“减负也要减课程总量，新课改的课程总量应减少四分之一。”昨日，在本报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座谈会上，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平提出了这一建议。
华中师范大学博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董泽芳，武大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博导程斯辉，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梦卿等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围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长江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冬新主持座谈会。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平
杰出人才被扼杀在摇篮里
现在许多人在思考“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叶平认为，除了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教育教学方法出了问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才选拔的制度以及学校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他建议，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仅应包括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评价，也应该包括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我们把大量杰出人才扼杀在摇篮里，还到哪去找大师！”叶平说，他调查近年一些博士毕业生，发现许多人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根本没兴趣，更谈不上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可追溯到基础教育时期。义务教育阶段，个人兴趣爱好被家长和教师根据“应试”要求完全抹杀。
叶平说，高中时期文理分科，一些对文科有兴趣的同学不得不去读能升重点的理科；进入大学因高考成绩竞争，不得不放弃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到了毕业为了找到工作，更无法在自己感兴趣的岗位工作，“兴趣是成才的原动力。经过四次抹杀，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爱好早已丧失怠尽，而这种现象绝非少数，我们还到哪去找杰出人才？”
“现在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特别是高中课程改革以来，不但没能减轻学生负担，反而不同程度有所加重。不但学生，教师也同样，教学现在甚至成为拼体力、拼消耗的一种劳动。”叶平认为，教育界应反思：减负一直无法解决，除开应试教育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外，课改专家设计的新课程教材规定的学习内容，总量是否也“过重”，难度是否也过高？
“不解除应试的镣铐就无法避免重现‘越改革负担越重’的尴尬局面，因此必须标本兼治，最重要的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叶平表示，能否在课程总量中减少四分之一？《规划纲要》制定者在组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的论述后，可增加“减少基础教育各学段课程内容总量”的要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的时间”。
武大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博导程斯辉
教改进入到自我攻击阶段
“中国教育改革真正进入到政府自己改自己的攻击阶段。”在参加长江教育研究院与“长江商报”主办的《规划纲要》座谈会上，武大教育科学院院长、博导程斯辉教授感叹。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分别于1985年、1993年、1999年出台了三个重要教育文件，但程斯辉教授发现，这次《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与以往相比，更加直面教育新问题，对教育问题的表述更全面、更直接，更尖锐，因此程斯辉认为本次改革“直击教育新问题，充满发展新希望。”
程斯辉还发现《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列举了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多达82个，而且对问题的用词尖锐，诸如“差距大”“问题突出”“不公平”等一一出现，不像以前对问题都是概述的，模糊化的。程斯辉认为直击教育问题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勇气，也值得地方政府学习。
政府已经把教育问题提出来，程斯辉认为解决问题要有大教育的观念，跳出教育办教育，要让全社会共同努力解决教育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三条建议：“把教育行政工作与党务工作统筹起来，”他认为，高校去行政化，但许多学校党委书记都是厅级，这只有组织部才能定。其次，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大学校长如果不是副部级，去教育部办事，接待人员又会是谁呢？因此，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如与党务改革脱节，改革很难进行。
第二，他建议扩大教育部与省级教育厅的统筹权与向学校放权相结合。教育部可回到1985年成立的国家教委，因为统筹权对教育部门非常重要，“要把职业资格认定、家庭教育等收回来，把学校办学自主权放出去。”
此外，他还建议教育财务工作与金融改革统筹起来，发行教育彩票，成立教育银行，为教育事业筹集经费。
华中师范大学博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董泽芳
高校扩招要提高质量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到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董泽芳认为，“高校招生并非越多越好，也不能年年增长，国家的招生计划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发展趋势及大学生就业形势相适应。”
谈到高等教育质量时，董泽芳建议：“《规划纲要》要明确规定政府、社会、高校和教师各自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的责任。国家的责任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工作体系；高校和教师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市场才是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标准是毕业学生在社会上的表现。”
董泽芳认为，“国兴在教育，教兴在教师，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要建设一支献身教育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提高现有的师资质量；同时要高度重视教师教育，要在人力、物力上对师范院校进行倾斜，把一流的教师、一流的生源吸引到师范院校中来。”
对大学行政化的批评目前铺天盖地，曾在荆州师范学院担任过党委书记兼院长的董泽芳说：“我做学校领导时，提出以学为尊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学术、尊重学者”。
他认为，“以学为尊”是大学的规律，但现在有些学校的领导决策主要是自己拍脑袋，听学者、教授的建议只是做做样子。有些大学领导是“空降”的，不了解学校情况，有的人甚至也没打算在这个学校长干。这对学校发展肯定有影响。要解决高校行政化，以学为尊是一个重要办法，“以学为尊必须创新大学制度，包括创新大学的校长选拔制度、教师评聘制度、大学组织制度与大学管理制度等。”
湖工大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梦卿
高职也应建立学位制度
“应该在《纲要》关于职业教育的条文中加上探索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相关内容。” 湖工大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李梦卿认为，职业教育培养了大量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但我国现行的学位制度却将高职学生拒之门外，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急需在高职中增设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反应其水平和质量的学位，让高职学生通过学位这个渠道参与终身学习，缓解高中毕业生群体“趋本”意向。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拿出很大篇章对职业教育做出规定，这让许多职业教育人士非常兴奋，李梦卿就高兴地说：“纲要全文涉及‘职业教育’一词的地方出现了52次，力度前所未有。”
协调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在哪？李梦卿认为，是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上面，如何衔接，怎样衔接，最后还要落到能不能衔接？他说，《纲要》明确了要“协调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要 “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这是个好事，应该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实施。现在中职升高职的比例只有5%。他建议可以适当调高，“25%甚至30%都应该考虑，全国八个地方与教育部共建的（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可以利用试验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并结合《纲要》精神，先行先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且也大有可为。”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模式，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学生学习一年半后就被送到企业实习。李梦卿说：“我们有的中职学校所谓的顶岗实习实际上是以工代学，而且是高强度、超负荷的以工代学，一个中职生每天在工位上要操作十几个小时，请问这是什么样的顶岗实习？”他建议，必须规范顶岗实习的相关制度，需要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规范顶岗实习的内容、时间，用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让学生真正在顶岗实习中学到知识、掌握技能。
叶平
董泽芳
程斯辉
李梦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