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1977年，废止10年的高考决定恢复，让一代人犹如新生。当时全国共报考570万人，录取人数27.297万，录取率约4.79%。展眼今日，2009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约1020万人，本专科计划招生人数629万名，录取率约62%。今年大学生就业状况再次低位徘徊，人保部公布数据显示，300万大学毕业生仍无着落。于是，有人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不反思的问题。

                                                                 阜阳师范学院2008年招收新生5950人

　　 扩招带来的新课题
　　中国2008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显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计2663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差距很大，但是与1977年1%的毛入学率相比已经取得巨大进步。
　　200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867万，2006年全国高考人数达950万，2007年全国高考人数达到1010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再次被刷新，1050万人！2009人数略有回落，仍达1020万人。
　　从近5年的数据来看，全国高考人数呈“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的数量也在增加。高校也在竭尽全力扩大学校的建筑面积，增加招生规模，加强师资力量。高校之间也互相合并，很多二三流的学校通过与一流大学的合作，招生人数出现了历史性飞跃。借助于一流大学的品牌效应，这些二三流的学校无需动“大手术”，软硬件设置几乎不用变化，只是在校门口树立一块“某某大学某校区”之类的牌子即可。这些“某某大学某校区”顶着耀眼的光环，戴着高帽子，他们的实际教学质量则不能不让人担忧。
　　优质的师资力量绝大部分集中于主校区，分校区的学生成了“非嫡系”，甚至沦为高校敛财的“财神爷”。一些高校开办的三类本科（如独立学院）的确满足了一些高考“尴尬生”拿本科文凭的心愿。他们过了专科录取分数线很大一截，但是距离二类本科录取分数线有一段距离，又不甘心上个专科，只好选择三本，学费年均万元以上。
　　为了使学校扩招生源能够得到保障，高校竭尽全力加强学校软硬件建设，用各种“手段”来吸引考生。西北政法大学“申博”事件搞得沸沸扬扬，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三所高校激烈争夺。因为硕士、博士点一直是高校名望的象征，也是吸引考生的一面大旗。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王政勋教授说：“如果这次西北政法大学‘申博’不能成功，那就意味着西北政法大学将永远沦为一所三流学校，而且在全国的法学教育、高等教育体系中，它的地位将越来越低。这意味着毕业生拿到的那个学士学位会越来越贬值。”他认为，高校树立“金字招牌”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能够增强学校的整体竞争力，加强学术团体队伍建设等。但增强影响力，吸引生源是其重要的目的之一。高校希望自己名声在外，让毕业生拿的学士学位不贬值是保证生源的基础。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更是如此，他们自身名气不大，资金上只能够依靠背后财团和学生所缴纳学费。据了解，很多民办高校因为没有生源，资金链断裂导致学校被迫关闭。为此它们在招生的时候就让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在全国各地游说，当然这些被游说的对象一般为低分考生。这些毕业生最终拿到学校发给的“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却在社会上倍受“歧视”。民办高校从国家能够拿到的“实惠”微乎其微。只能依靠“低门槛”来吸引考生。学校资金投入、师资力量等诸多因素制约着民办高校发展的步伐。这样更难以保证培育优质的毕业生。
　　目前，学校生源大战在未来几年将更为激烈，国家的扩招政策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很多学校没有从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出发，而是采用种种颇具“噱头”的东西来吸引生源，这种扩招对学生来讲究竟益处有多大不能不让人质疑。在生源质量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毕业生质量就更让人担忧。
　　 宽进宽出“注水”教育水平
　　高校培养模式已经呈“流水线”式。在无菌的环境中，原材料批量进入，产品批量生产。因为不管从哪里来的学生，不管这个学生怎么样，进来的加工程序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生产模式让农民工都在感叹：“一块砖头扔出墙外，不知能砸到多少个大学生。”现在恐怕要质问能砸到多少个失业的大学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9年《社会蓝皮书》，其中专家指出当前大学生的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大学生今年毕业560万左右，估计到年底的时候，会有150万人难以找到工作。全球金融危机的确冲击了国内经济，但大学生就业低迷已经不是偶发现象，而是一个持续状态。有人说：“大学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而是缺乏赚钱的本领。”大学四年之后，毕业的那一刻很多学生走出校园不知道该奔向何方。失去了大学这个“襁褓”裸露在风雪中的毕业生们，感到的是刺骨的寒冷。
　　很多高中生经历了10余年的煎熬，踏进大学校门那天，扑面而来的自由空气让他们迷失了自己。针对大学生素质走低的趋势，有专家表示：中学的应试教育使大学生源高分低能；唯文凭论和扩招使文凭“注水”，使大学毕业生越来越“水”，硕士、博士也越来越“水”；学生大学学习后既不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也没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大学是培养精英，还是提高全民素质，还是训练普通劳动者都不清楚了。更有人把大学当成了待业中转站，那就更离谱了。很多学生博士毕业后接着读博士后。一位博士对“博士后”风趣解释为：“博士后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先候着，多给老板打几天工。”
　　 宽进严出 是否是解决之道
　　宽进严出的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有之。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国华说：“当时，一是借鉴发达国家大学教育的经验，二是从教育公平和教育规律出发改革高校培养传统模式。主要指的是招生标准不一定太高太严，这样有利于入学率提高，但毕业生质量标准要从严，特别是针对高端学历人才，如博士生，出口标准要严格。”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针对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也实行宽进严出，但并非主流。
　　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是大势所趋。蒋国华教授认为，从国家由人力资源大国朝着人力资源强国发展战略来看，62%录取率对于仅23.3%毛入学率来讲，我国依然只能称人力资源大国，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强国不仅仅是指那种顶尖的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人，也不是指一定能够当上院士的人，当上教授的人。大学毕业生的群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等，其他大量的就是马克思称之为“有学识的劳动力”。但是，这个劳动力是有大学文凭甚至博士文凭的劳动力。国家只有组成这样的群体队伍才叫人力资源强国。
　　扩招，这种说法在教育学层面来讲说法是不科学的，应该称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因为社会上一直对招生很敏感也就叫成了“ 扩招 ”。实际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涉及的并不仅是招生数量的增加。因而，宽进严出也就陷入了数量的争论中。实际上，这更多考虑的应该是学术标准。蒋国华说：“宽进严出主要就是随着扩招，高等教育会面向更多的人。但是为了学术标准，特别是为了培养顶尖的科学技术人才、研究型人才，在这个过程中，出口的标准要严格掌握，学生达不到标准不准毕业。”蒋国华教授认为，宽进严出，对于一些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和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的高校来说可以参考，对于高端学历人才的培养要严格把关。我国在读博士生数量超过了美国，但是博士生的质量却不尽人意。不能让不合格的博士生败坏了高等教育的名声，败坏博士学位的名声。对于普通大学，与其说提倡宽进严出，还不如说反对那些没有标准，甚至搞腐败的行为。标准的掌握各个学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提倡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要掌握标准。尽量让毕业的学生在目前的标准条件下达到出口的标准，这也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负责。
　　针对宽进严出如何实施，蒋国华教授认为，不同大学、不同学院甚至不同专业要区别对待。他说：“从一个固定的、死的标准来看待宽进严出是愚蠢的，因为所谓‘严出’并非要把标准提高到少数优秀生的程度。如同现今到处在搞选美比赛，但没人愚蠢到要求天下所有女孩子三围达到模特儿的水平。这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蒋国华教授认为，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下降了。如若说，部分大学的部分毕业生质量有下降，这样的判断才是合理的。人们爱从历史中比较，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的人很少，进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了。那时的大学相对于建国初期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来讲的确是精英教育，国家建设也需要大学培养的各类人才。如今，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但是，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而进入人才市场，却遭遇了人们观念的不习惯。当然，也有高校自身的原因，大学教育目前可能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除去极少数的研究型大学之外，绝大多数大学本质上都是“职业培训站”。但是，现在的大学不能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有学校本质上还没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