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年9月开学，北京公办幼儿园将执行新的收费标准。目前，市发改委等多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2012年8月18日中广网)

　　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对于可以收取的费用，《办法》中也有规定：幼儿园可向入园幼儿收取保育教育费，对住宿的幼儿可以收取住宿费。距离9月份开学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尽管目前北京的方案还未正式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公办幼儿园家长每月需要缴纳的总费用将从原来的五六百元提高到一千元左右。

　　目前，北京公办幼儿园执行的是1997年制定的“北京市幼儿园级类收费标准”，也就是说，北京公办幼儿园的收费15年未涨。在物价见涨、运营成本见涨的情况下，收费价格不涨，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而这种不正常其实就是对收取赞助费作法的默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策制定者手中握有权力，正常情况下孩子入园根本不需交纳赞助费，所以说不正常的收费价格不见涨甚至有着“劫人济己”的嫌疑。

　　眼下，北京即将取消收取赞助费，增收保育费和托补费的作法也得到了广大幼儿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如何彻底堵住幼儿园赞助费这个“虎口”?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好幼儿园赞助费问题?这才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堪比大学高收费。”坊间的流行语，并非虚言。调查数据也同样能反映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一项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高达92.86%的人认为“上幼儿园难”，71.43%的人认为“非常难”。毫无疑问，幼儿园赞助费的出现肇始于学前教育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赞助费的存在则加剧了此过程中的“马太效应”——由于原本占据了更多的优势资源，公立幼儿园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取赞助费;与此相反，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民办幼儿园因此而更加窘迫。

　　相对于教育资源不均衡，学前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才是罪魁祸首。拿北京来说，近些年来北京人口激增，可该市的合法幼儿园数量却急剧下降，据报道，该市的幼儿园数量从1996年的3056所减少到1266所，现有资源仅能满足其中一半孩子的入园需求。而包括贵州、甘肃等中西部很多农村目前还没有公办幼儿园，本来应该由政府买单的幼教负担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也表明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不够。

　　学前教育赞助费的孪生兄弟无疑是义务教育择校遇，这么多年来，因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虽然禁止收取择校费的明文规定被一次次提起，却对择校行为没有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如此看来，如果不解决好投入问题，不搞好资源分配，学前教育禁收赞助费的禁令注定将步入择校费的后尘。

　　赞助费不可怕，可怕的是赞助费背后的教育不公。入园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收费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资源是否平均分配、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子弟入学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扶持与监督。(长江网 梦离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