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放学时少有人来接。

　　记者 胡利强 文/图
　　“我想爷爷奶奶，想老家过年时杀大猪、杀大牛的热闹劲儿，还想许多在老家的同学。”面对记者，老家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9岁小姑娘马秀目光清澈、对答如流，但眉宇间还是藏不住一丝担忧。她的父亲在东郊开大货车运菜，最近正是生意忙的时候，今年回不回老家还没有最终决定。她两岁时就跟父母来西安，中间搬了几次家，转了一次学，现在东郊一所小学读三年级。
　　对很多像马秀一样的农民工子女来说，西安这座城市就像一片他们摸不到边的海洋，今天在这上学，同学还都没认全，明天就可能换了地方。但许多孩子对记者说，尽管一直在城里转来转去，但这边各个学校的软硬件、教学质量还是普遍要比老家好，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去上学。
　　学校 从面临被撤到严重超编
　　东三环官厅立交东南角，灞桥区席王街办官厅小学就坐落于此。学校面积不大，占地不到12亩，一座小小的三层教学楼将校园分为两半，前面是几间教工宿舍，后面是土操场，干燥的冬季一刮风时跑步就尘土飞扬，学生们只好暂停上体育课。
　　赶在学校期末考试前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这座学校。孩子们正在上课，6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教室里，最后一排学生被挤在了墙根。校长毛春锋无奈地说，因为校舍严重不足，学校原先的图书室、实验室、器材室等都被改成了教室，最大饱和量300人的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就读，其中90%以上都是农民工子女。
　　据了解，官厅小学原本是村办的农村学校，早年生源主要来自附近村子的孩子，历史上最多只有216名学生。后来随着东三环官厅立交的修建，官厅村一半人被迁走，到2008年时，这所只有46名学生的学校几乎被撤并。但这种情况在两年后浙江商城迁入该地区后发生逆转，大量农民工子弟的涌入，让该校一跃成为席王街办辖区第二大校，同时，学校基础设施、师资和教学等各方面压力很大。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去年我们新招了5名临聘教师，人员压力稍有缓解，但经费很紧张了。”毛春锋说，最近他一直在四处奔走，希望能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尽快硬化操场，安装体育设施，好让孩子们有个活动的地方。
　　忙打工的父母和早当家的孩子
　　今年11岁的夏斐在官厅小学读六年级，老家在商洛山阳县石佛寺。2009年，读三年级的她从山阳转学过来，只剩下外公和爷爷在老家种地，她家原先住的土房都快塌了。
　　虽然官厅小学条件有限，但在小夏斐眼里，还是要比老家学校强很多。据她讲，老家的小学只有三个年级，总共不到20个学生，两个班在一间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老师给其中一个班上课时另一个班就自己做作业。“教室很小，冬天冷的时候需要搭炉子取暖。”
　　夏斐的爸爸在东郊工地给人绑钢筋，每天6点左右就出门，直到晚上才回来，她经常听到爸爸说干一天下来手很疼。每天放学后，她还要尽快赶回5公里外的五星村住处，帮妈妈照顾3岁的妹妹和才5个月大的弟弟。来西安这么久，她几乎没怎么出去逛过，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去钟楼。
　　当日中午放学，记者在学校门口看到，只有七八个家长过来接孩子，更多的孩子是独自回家，其中不少人住在相对较远的十里铺和长乐坡，每天都是自己坐车上下学。而在受访的10来位学生中，因为父母忙于打工，几乎没有一位能经常被接送，其中近一半人回家还要帮忙打理家务。
　　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形成教育链
　　根据省社科联2011年的调查统计，西安市区农民工子女约有15万人，其中九成以上集中于小学和初中。其中，东郊和南郊城乡接合部的一些公办小学、初中农民工子女比较多，少则四五成，多则九成以上。
　　同时，据记者了解，虽然目前全市各城区公办中小学基本上做到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零门槛”接收，但个别学校仍在以各种名目收“借读费”。一位在西安经商20多年的商户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片区，普通学校要交2000至3000元，区重点以上要交1万至2万元不等，交钱时都不留收据，查了学校也不认账，这几乎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此外，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容乐观。毛春锋说，由于生源地经济和家庭等情况参差不齐，许多农民工子女转过来后基础较差，中学年龄还在上小学的课，四五年级的不会做一二年级的题，他们教起来也很吃力。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理事、西安市教育学会会长许建国表示，农民工群体由于收入、工作不稳定，整日为生计奔波，孩子的教育易被忽略。学校、家长和社会应形成合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在家有人关心、在校有人督促、在社会上有人关爱的良好的教育环境。政府部门更应该起到引领、协调和监督作用，如积极动员农民工居住较为集中的街办、社区以及工青妇组织，为家长们进行假期咨询和培训，严禁学校以各种名目收取借读费，假期少布置一些作业，把童年和快乐真正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健康成长。
　　“你回家，我送票”系列调查
　　作者：胡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