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3日下午在山东大学所作学术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丘成桐认为，培养基础理论人才所需要的费用并不高，比起购买工程设备动辄数千万美金来说，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20万元人民币。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8月4日中新社）

　　丘成桐教授的这段高论，让人尴尬让人震惊。尴尬的是中国所有的高校校长们，丘先生让他们丢脸献丑了；震惊的是普罗大众，原来文质彬彬的大学校长们也沾染上了官场的庸俗作风，惯于请客吃饭。而且，吃得绝对不比纯官场少，按照丘成桐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一年要吃掉1000个教授的年薪，计1—2亿元。中国名校

　　没有人晓得丘成桐先生的数据算法是如何得来的。但丘先生身处中国教育的庐山之外，加之他对中国教育的拳拳之心，既有冷眼旁观的清醒，亦有身处之中的体悟。应该说，他的数据和评议是客观真实的。因此，丘先生的箴言既是警戒中国的大学校长——教育不是请客吃饭，又是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棒喝，榨出了内中的沉疴顽疾。中国名校

　　相信大学校长们有足够的雅量接受丘先生的箴言。毕竟，作为学界精英典范的校长们恐怕也不习惯沉湎于觥筹交错中，在酒肉中荒废时光。但是，大学校长们也是无可奈何，许多官方非官方的评级，各种政府或非政府的社会活动，有关本校学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时刻都需要校长出面。可以说，大学校长的行政烦恼，并不亚于地方政府。在此语境下，校长们的学术不能专攻，科研无法进行，在繁杂的行政事务漩涡里不能自拔。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有深切体会：“大学校长不好当，大学校长也不易当。”

　　值得一提的是，校长们越是委屈，越是说明体制的流弊是多么地顽固。归结到一点，无非是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正是因为各级高校和官本位挂钩，反而套上了行政等级的镣铐。副部级的全国重点高校可以摆脱行政级别低的应酬之扰，但依然不能超然于权力藩篱之外。而越是级别低的高校，不堪其扰的社会纠结就越多。中国名校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校长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大学要紧跟时代，大学校长更当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智慧和情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成为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为权而谋而困于权，从而失去了大学应有的超然与独立。而大学校长一旦被套上具有品级的乌纱帽，作为行政等级中一员，则是决然跳不出权力金字塔之外的。中国名校

　　这让人相当的悲怆，遥想94年前，蔡元培甫任北大校长，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更关键的是，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八字方针，不仅引来了中国现代史上众多的大师级人物，涵养了北大学术自由的风气，而且激燃了“新文化运动”，使德赛启蒙深入人心，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当年北大，不是没有权力的滋扰，有时甚至是腥风血雨，但是蔡氏开启的超然独立风气，影响了后任北大的诸位校长。从陈大齐到蒋梦麟，从胡适到汤用彤，无论其政见学术如何，但皆能卓然于权力之外。乱世北大，为后人景仰；盛世北大，却屡为公众所诟病。其中反差，值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集体反思。丘成桐先生的箴言，或搔到了中国大学和校长们的痛处。中国名校

　　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规划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路线图。体制的松绑和更新将使大学校长们从官本位的金箍中解放出来。但是，校长们也要自强：思想上要沉勇，精神上要补钙，人格上要独立，学术上要精研，行为上要脱俗。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