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报》策划了一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共筹划了15个主题，涵盖了诸如恢复高考、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扩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在教育发展当中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事件。

王文湛

王文湛同志（右）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王友文采访

　　主持人：今天我们进行访谈主题的是实现“两基”（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采访嘉宾是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长王文湛。王司长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作为基础教育司的主要负责人，比较完整地经历了““两基””攻坚这一重要教育事件的发展历程，并且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是““两基””的重要见证者。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司长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王司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两基”攻坚政策出台和实施、实现的过程吧。

　　王文湛：我已经退休近十年了，这一段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当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时候，正值“两基”深入全面开展，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还是很激动，很振奋，觉得那一段生活很有意义。

　　王文湛：2001年，我国如期实现了“两基”的规划目标，2007年完全实现了“两基”。这是我们国家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义务教育最早是从1619年开始搞的，已经发展了近400年，而我国真正搞义务教育从1985年才开始，20多年的时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确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用了近70年，美国普及小学教育用了近百年。

　　王文湛：我国“两基”的实现过程可以归纳为四个“千万”。第一个是走遍千山万水。当时“两基”的难点在贫困地区，抓“两基”必须得去贫困地区，比如西北、西南的贫困县、贫困村。

　　第二个，工作千辛万苦。当时我们的基本条件很差，起步很低，在那么短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程度非常困难，就是要靠千辛万苦地工作一点一点地推进。

　　第三个“千万”是惠及千家万户。教育几乎关系到我国的每一家每一户，关系到千家万户。

　　第四个“千万”是功在千秋万代。“两基”的实现，它的成就与影响功在千秋万代。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我国真正搞义务教育从1985年才开始，能简要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文湛：从满清末年开始，到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提出过普及义务教育，但是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只能变成一纸空谈。1949年我国解放，当时的小学入学率只有20%，那时候全国小学生2000多万，中学生100多万，大学生10万。1956年党的八大文件和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都提出要实现义务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也没有实现。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正式提出普及义务教育是在1985年，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研究教育体制改革，中央文件前四稿是教育部代拟的，第五稿拿到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育部调查，觉得困难很多，需要大量资金，几千个亿，教育部汇报给中央：经费是个大困难。当时，胡耀邦就提出采取有计划分步骤来推进，按地域分三块，发达地区1990年实现，中等发达地区1995年实现，剩下的欠发达地区2000年实现。

　　刚一实施，各地积极性很高，但当时还没有很明确制定出标准，就是把这个任务提出来了，其他实施细节并不明确。

　　王文湛：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次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点。真正比较具体化是在199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本世纪末，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而且提出目标是“双85”，当时有的人主张“双80”，也有人主张“双90”。“双85”就是指到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6%，15-45岁青壮年文盲率5%以下（以县级为单位）。这个标准一直在争论，经过多次研究论证、测算，最后提出“双85”。这次会议提出了目标、步骤、措施、政策、验收、奖励等一套办法。

　　此外，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还提出分三步实施，“三片，三步走”。“三片”：东部地区9省市，中部12个省市，西部9省市（当时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三步走，是1996年达到40%—45%，1998年60%—65%，2000年85%，以县为单位进行验收。

　　王文湛：同时，也制订了经费政策，中央财政拿出46亿元支持贫困地区“普九”，农村教育费附加由0.5%提高到1%。调整教育费附加是很重要的。允许农村教育集资用于建校舍，修危房。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农村普及“两基”，主要是依靠农民，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农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县想实现“两基”，没有几千万到1亿元的投入是不行的，但当时政府财政拿不出来，中央财政当时也很紧张，但农民愿意集资，因为出些钱，孩子就能上学，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人民教育人民办”，不是法律，不是政策，但是确实管用。

　　可以说，在1994年前，“两基”只是一个宏图、一个愿望，而通过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两基”变成一个工程，有了目标、步骤、政策、办法等，此外，财政部给了6000万的奖励，检查验收合格，一个县可以给20万的奖励，大约为3000个县。

　　主持人：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非常重要。

　　王文湛：是的，非常重要。

　　主持人：当时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王文湛：贯彻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把《纲要》由蓝图变成一个工程，可以操作，纲要要求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义务教育。

　　1994年以后，各地都明确了怎么干，验收的标准定了二三十条，比如，小学入学率99%，辍学率1%；初中的入学率是95%，辍学率3%；教师学历达标率，小学是95%等，都有很具体的要求。到各地检查都是拿表，拿数字说话，拿尺子来量。

　　王文湛：再一个是管理体制，1985年《决定》规定，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机办学，分级管理，基本是以乡为单位，1994年逐步开始往上提，逐步改为以县为主，因为乡财政是有限的，所以要发挥县的作用，加大了县的责任，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推进。根据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订的具体操作的办法，每年都进行验收检查，把检查结果登报，对各地得起了很大的推动。到2000年，确实完成了“双85”的目标，大概还超了一点，88%。

　　王文湛：到21世纪初，还有15%左右认可地区尚未实现“两基”，人数不多，难度却很大，西部地区提高1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提高几个百分点都难。除了经济的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比如很多地区人口稀少，都是高山、草原。此外，还有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举个例子，西双版纳的傣族信佛教，庙里的小和尚比学校里的小学生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让小和尚也可以到小学去念书，所以学校里的小学生中穿和尚服的就很多。再比如新疆的俄罗斯民族、哈萨克民族，这两个民族的学生很少，教材印几千本，成本太高了，所以当地就直接用俄罗斯的教材，结果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念“我们的首都是莫斯科”，这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况。我曾经到内蒙古四子王旗，一所小学，礼拜天，学生都回家了，就剩一个小学生在那儿。我问他怎么不回家，他说家太远，要走150里，所以他住校，半年才回一次家。可以说，在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这样的条件普及义务教育，困难很多。

　　王文湛：针对这些问题，到2000年以后，西部攻坚，中央出钱，给政策，盖学校，到2007年，普及“两基”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9%，初中阶段入学率98%。

　　主持人：王司长，您如何看待“两基”实现的意义？

　　王文湛：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提高了全民素质。全民素质，在国际上很重要的尺度就是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以上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949年是2.5年，1990年我们是6.24年，2000年是7.97年，现在达到了8.5年。这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不容易。

　　第二，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我们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这么快，重要原因之一是教育的贡献，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民族素质。现在的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到11年，整个义务教育的普及为我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三，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很多地方念书、学文化的人多了，打牌、打架的少了；学科学技术多了，封建迷信少了。在学文化的基础上，整个社会风气转变了。

　　第四，促进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教育优先发展的落实。我觉得“两基”的贡献大致体现在这几方面。教育和人的素质直接相关，所以说，“两基”在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人民素质、社会风气等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难用语言具体描述。

　　主持人：您认为决定这一伟大成就实现的关键什么？　　

　　王文湛：我们是一个大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总结基本经验，是“六个坚持”。第一，坚持“两基”重中之重的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在教育中要把“两基”发展定为重中之重。几任教育部长都很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基本国策，广泛向社会宣传。

　　第二，坚持政府行为。“两基”是政府责任，落实到“一把手”负责，县委书记、县长负责。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投入，牵涉到这么多部门，没有“一把手”负责，光靠教育部门，“两基”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县里面说这是“一把手”工程，需要的是有关职能部门齐心协力。

　　第三，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经费。随着“两基”的深入，后来越来越体现了财政投入的重要性，西部“两基”攻坚工程，现在义务教育免费，主要是财政支持。要减轻农民负担，西部比较穷，坚持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

　　第四，坚持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分三类地区三步走，分类指导性的方针符合中国国情。

　　第五，坚持普九和扫盲并重，“两基”和“两全”并举，一环套一环。当时还没有很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两全”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但有数量，还有质量的要求。

　　第六，坚持依法治教，发挥督导在“两基”工作中的作用，督导检查各级政府的工作，依法来检查。《义务教育法》是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尽管它很简单，只有18条，操作性很差，但是由于执法力度很强，也变成了硬法。90年代初，有个家长不送孩子上学，被告上了法院，违反《义务教育法》，法院受理裁决，强制家长送孩子上学，有了法律依据这就是违法的事情，必须得送，不送就违法，以后农民不送就不行了。

　　主持人：“两基”的实现，督导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王文湛：是的，在检查，评估、验收工作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每年各级督导机构都要对下级人民政府“两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介绍经验，帮助工作，受到欢迎和好评。

　　实现“两基”是一个阶段性的成绩，不是说“两基”实现了就大功告成了，这个成绩是阶段性的，今后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定的“两基”的标准，是最基本的，“两基”验收以后，还要有巩固提高的问题，巩固提高是长期的，这一点也必须要明确，不要对成绩估计过高，不要因此停步，“两基”重中之重的地位不要放松，财政投入不要减少，这条要强调。

　　我们的办学条件标准不高，这里面牵涉到教育经费的问题，尽管国家很努力，教育经费投入很多，但是占财政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没有增加，仍然是一个低水平。2006年是3.01%，2007年就不到3%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是24万亿多一个百分点就是2000多亿，全世界是4.4%，我们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我们也不能对“两基”成绩估计过高，第一，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8.5年，美国13.17年，英国12.78年，日本12.75年，加拿大，12年。人家的平均12年，13年，我们8.5年。第二个不能估计过高的是人均教育经费。我国的平均教育经费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我国教育经费约为世界教育经费3%受教育人数为全世界的21%。第三，我们的师资水平亟待提高。农村教育最大问题是师资问题，好的师资可以弥补办学条件不足，我们现在师资整个素质尽管有很大提高，总的还是不适应教育的发展要求平。现在农村存在这样的问题，“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不是很高。

　　主持人：请您再谈谈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王文湛：我们今后的任务还很重。“两基”重中之重的地位不能放松，财政投资不能减少，各级领导的责任不能放松，必须继续推进。义务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它的周期很长。我们要建成人力资源强国，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任务：第一，素质教育如何深入的问题、取得实质进展的问题。第二，九年义务教育如何巩固提高，义务教育阶段不择校的问题，均衡发展的问题。第三，2600万进城务工人员子女、5800万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第四，我们小学教师是561万，学历达标率99.1%，初中教师是347万，学历达标率97.2%，这个已经很高了，但还存在一个如何继续提高，适应现代化教育要求的问题。

　　今后我们工作重点，由过去是、强调数量、规模，今后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过去是解决孩子有没有学校上的问题，今后是解决如何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

　　主持人：教育部是不是“两基”攻坚的主要推动部门？

　　王文湛：“两基”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政府。

　　主持人：也是国家给了政策。

　　王文湛：对。

　　主持人：在确保质量方面，教育部出台了哪些措施？

　　王文湛：质量问题一直是争论点。数量是可以量的，有目标的，质量是不可量的，有的时候就忽视了质量，这是应当避免又不好避免的。我们在过程中，“两基”、“两全”并重。我个人认为，念书总比不念强，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总比在农村文盲强，但是，“两基”的质量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这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现在的质量标准和当时的质量标准不一样，也是逐步提高，当时的师资水平，当时的社会风气，当时的社会投入，和现在肯定不一样，所以提高质量是长期渐进的过程。

　　主持人：很多人在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在这场战役当中哪些人比较重要？

　　王文湛：中央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同志，以及教育部（国家教委）当时的领导人陈至立、何东昌、朱开轩、柳斌等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主持人：谢谢王司长的精彩解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