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以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为例，国家教改纲要提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且看一看上海的情况：根据2008年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2008年上海3至未满6周岁适龄幼儿入园率已达到98％；高中阶段教育新生入学率达98％，远远超出了国家教改纲要制定的目标。北京、广东等一些教育发达地区，情况也大致相仿。
再来看最近议论很热的本科专科分类入学考试。国家教改纲要提出，专科生入学考试由省命题，而在北京、上海等地，已实践多年高职高专自主招生。
国家教改纲要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而全国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因此确定共同的教育发展目标，是十分困难的——若以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情况为基准，教育欠发达地区将难以完成；反之，教育发达地区则无发展的动力。
处理好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的关系，由此显得十分重要。首先，国家教改要注重解决教育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地方教改则须关注当地的个性问题。以笔者之见，我国教育的共性问题，就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管评办”不分，除此都是派生问题）。在国家教改纲要中，对教育的全局性问题，比如推进政府放权、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已有涉及，但存在的明显问题是缺乏可操作性，这是下一步修改《规划纲要》必须着力的地方。
其次，国家教改要解放地方教改的活力。在启动国家教改之初，各地也在构思本地的教改纲要，但大家都在等国家文本的出台。现在国家教改一些大的改革原则已经确立，地方版本其实可以及时亮相，征求意见。这一方面可以给国家教改的修改提供新的智慧，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教改，老百姓对本地教改的关注度显然更大。
再次，国家的教育发展任务应集中在推进教育公平，比如中央政府应着力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教育、农村教育、农民工子弟教育、贫困家庭学生的救济等问题，至于发达地区的教育，则不妨考虑让其自主发展。
处理好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的关系，实质是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在要求政府放权的整体改革思路下，地方教改纲要应尽快公布听取意见。从历史经验看，我国2006年颁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可各地去年才开始着手制订当地的《义务教育实施细则》，这一轮国家教改，但愿不要出现三四年之后，一些地方才公布当地教改纲要的情形，否则，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计划，就变为“短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