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要不要做智商检测，应该是孩子和家长自觉自愿的事情，不应该由教师来要求。况且导致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督学胡平平看来，“尽管我国没有文件和法规规定‘可以或不可以给孩子检测智商’，但是从教育发展规律来讲，学校‘以学生成绩优劣作为给教师发放奖金的前提’的做法是错误的。行政部门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定重点校、按成绩给学校排名，学校对教师提出成绩指标，而教师要求学生检测智商来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是不对的。”

　　“我国并不提倡按智商分类教育，因为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孩子，无论智商高低，都要强制性接受9年义务教育。”胡平平说，要求孩子做智商检测，是先用分数给孩子们排队，再变相用智商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这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平等原则。她建议当地教育督导部门关注这种现象，并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如果家长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当然，某些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教师的评价标准及方法，也该进行反思和调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做法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要求孩子做智商检测的学校和教师，不是爱护孩子、教育孩子，而是在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毁孩子。”

　　周洪宇说，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对智商检测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力结构是多元化的，不要仅从某一方面对人作出总的结论。目前，我国使用的智商分析软件多为修订版(记者注:北医三院使用的是《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结果分析软件》)，其科学性还很难说。加之智商检测市场鱼龙混杂，医院普遍实行市场化运作，不能排除其检测智商是为了达到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

　　周洪宇认为，如果将智商检测作为谋财的手段，不仅不能给孩子的智商作出科学的评价，还会打击和摧毁孩子的自信心。他建议相关部门关注这一现象，并依法进行查处。

　　“盲目给孩子检测智商，完全是老师和家长单纯从成人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并没有考虑孩子的自尊心和心理承受能力。这种做法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告诉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也就是说，当儿童利益同社会利益、教育利益发生冲突时，儿童的利益应当被优先考虑。但现实中，这一点往往被成人们所忽视。”（谢文英　孙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