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领弃10万年薪

　　接管打工子弟小学

　　燕兆时说，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

　　北京北五环外的六里屯村，一个胡同口有个“燕京学校”的小指示牌，箭头指向胡同里的一片平房区，穿过一座小工厂里通往后院的昏暗走廊，传来琅琅书声。这，便是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下称燕京学校）。

　　小院落北侧，一排平房被改造成8间教室，隔着狭长过道还有三间低矮的办公室，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小空地，连做操的空间都没有。

　　“这以前是工厂的旧仓库，我们后改的学校。”校长燕兆时并不隐晦校舍的由来。

　　9月10日，北京小雨。三间办公室都漏雨，地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盆。燕兆时已经习惯了，“只要教室不漏雨就好。”

　　42岁的燕兆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北航毕业后从事自动控制研究，主要是做飞机结构试验的工作，在北京繁华的二环路上班。去年7月，他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不靠谱的决定――辞去高薪工作，成为这所被弃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这是一所没有盈利模式的学校，并且要以每年10万元左右的速度往里赔钱。

　　“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

　　他曾让学生们写下自己的理想，一、二年级的孩子想当“老师”、“科学家”、“县长”，可是到了五、六年级却变成“开小卖店”、“推销啤酒”……

　　9月9日上午9点，燕兆时在接待两家媒体记者，破旧的办公室里唯一算是有点奢侈的物品是一台电脑。

　　燕兆时，平头、小眼睛，一件素格T恤，显得温文尔雅。20分钟后，几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到学校搞社会调查。随后，又来了3位社会科学院的学生来做调研……其间他接到两个电话，下午有来捐月饼和图书的。经媒体报道后，此类来访多起来。

　　9点40分是学生每天的集会时间。孩子们在小操场上排好队，由一个学生带领宣誓：“我是燕京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感恩父母……我要感恩社会……”稚嫩的脸庞一动一动，朗诵着学校老师设计的校训。教室及小操场的墙上挂着各种名言和弟子规之类的训诫，简陋而富有生机。

　　学校里200个学生都来自各地农村，父母在京城打工，家庭教育有所缺失。燕兆时当支教老师时，曾让孩子们写出他们知道的科学家的名字，结果三至六年级的30多个学生交上来的全是白卷。

　　这让燕兆时感到沮丧，“你不在这儿，一辈子也见不着这些。”燕兆时说，他要给学生真正的教育，在教学上向公立学校靠近，目前还不敢谈更大的理想。

　　当校长后，他偶尔也会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抽身给学生上课，主讲数学。

　　上课时，他告诉学生：“你是否算出答案，老师不在意，你们要学的不是怎么把题目算出来，而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当你长大的时候，你更被需求的不是去模仿别人解决已有的常见问题的能力，而是解决新的问题的能力……”

　　然而，让燕兆时难过的是，在这个学校，没有人和他谈学生的奥数、竞赛、大学，更多的是品德教育、生存技能、职业培训……在所有人眼里，这些孩子未来最好的选择就是厨师、电脑维修工、技工，从来没人探讨过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考上大学。

　　“我的孩子以后上大学的概率超过99%，而这些我认为的好学生他们上大学的概率小于5%，他们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投胎不同。”燕兆时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燕兆时说，“我希望在我们学校也谈论奥数、竞赛、大学、出国。”

　　他曾让学生们写下自己的理想，一、二年级的孩子想当“老师”、“科学家”、“县长”，可是到了五、六年级却变成“开小卖店”、“推销啤酒”……这让燕兆时很难过，后来，他把学校的名字改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努力成为一只天鹅，而不是丑小鸭。

　　下午4点，孩子们排着队向燕兆时告别。他举起一个撒娇的低年级小女孩，身边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

　　一位支教半年的志愿者说，燕兆时特别温和，从未见他发脾气，再棘手的问题最多也只是挠挠脑袋，做无奈状。

　　当初，燕兆时如果不来这里支教，现在仍可能是年薪十几万的科研人员。就在他41岁的时候，人生出现了一个转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打工子弟团体，产生了业余时间去给他们上课的想法。去年3月，他找到了这所学校，还把好友魏老师拉去。虽然不定时讲课，但是学生很爱听，渐渐地，他看到学生正向着他希望的方向变化着，有了一种满足感，甚至一点点成就感。

　　他们曾想过，这样的学校该怎么做？想来想去，结论就是“一定不做这样的学校”。要牵扯无数精力，必须全职去做，而且这样小规模的学校没有盈利模式。

　　当时，学校在三四公里外的唐家岭，正面临搬迁，2010年7月30日是拆迁通知的最后一天。能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租到了再改造成学校，又是一笔费用。校长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向燕兆时求助，可是除了给了一些找房子的建议，他无能为力。

　　2010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燕兆时和魏老师照常去上课，却看到院子里面停了一辆大的厢货车，工人正在把校长的物品装车，他真的要走了？

　　半个多小时后，车装好了，男校长押车回河南了。燕兆时去问女校长：“真的要走？”

　　“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直到那天看到他把东西装上车之前，我都没认为他（老校长）能不做。”燕兆时说。

　　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两条路：要不看着这些学生散了，要不做点实际的事情。

　　没有计划，没有思考，燕兆时问魏老师，“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

　　“那比今天倒闭还坏吗？”

　　“没有呀，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你不怕我也不怕。”

　　一个乐观主义者（魏老师）和一个悲观主义者（燕兆时），一拍即合。

　　燕兆时清楚地记得以上的对话，因为它短到只有1分钟，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因为你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

　　“而且我们知道没有好的办法，要是有我们早就帮忙了。”能支持他们接下学校的唯一理由，就是两三个月以后关门比现在关门好，至少两个月还是能坚持的，或许能坚持半年、一年……

　　“我觉得有时，一个人需要有股豪气。”燕兆时笑了，“大不了，我们就顶了，败就败了，那又能怎么样？能顶半年顶半年，能顶一年顶一年。投入十万八万，也不会怎么样。”

　　那段时间，燕兆时也纠结过，孩子以后怎么办？怎么考大学？小学读好了，初中呢，高中呢？谁管？还有学校的前途……直到他在名片上写了那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自己才算放下了，感觉好多了，不是问自己的前程，甚至都不问这件事的前程，今天应该这样教，那就教；明天会怎样？想不明白，就先不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