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一些乡村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是，保学目标让老师在一些特别顽劣的孩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学生即使违纪，一个月不来学校，学校也没有办法按纪律处分他。课堂上，学生可以打老师，但老师却不能动他，除非学生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普九把一些学生‘普’上了天，学生犯错误老师只能一味地‘轻言细语’教育，导致他们越来越‘猖狂’地跟老师作对，有时连正常的课堂教学也无法开展，这是普九这10年我们下面老师最大的苦。”黄淑娟老师感慨地说。

　　付出了心血，却很难让孩子改变

　　在广西来宾某乡镇中心校教数学的覃老师，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她的父亲退休后常常跟女儿交流从教心得，听到女儿老是念叨教书辛苦，父亲感到有些想不通。

　“怎么我那时候带学生就没你说的这么难？”

　“现在的学生跟您那会儿的不一样了，根本管不住！”

　“哪个叫你管那么多的，你上完课就走，上课他吵你就让他吵嘛。”

　　两代农村教师间的这段对话，折射出的是乡土社会剧变后，教育从外部对象到内部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覃老师的父亲很难从自身经验出发去理解女儿的处境，女儿如果沿用父亲的教育模式，恐怕也很难应对这些缺少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和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90后”、“零零后”。

　　身为政教主任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他在乡中管了6年的学生纪律，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每天一大早，他就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遇到衣冠不整、头发很长的孩子，他还要带着去理发。有一次校园搞安全检查，他一个月内从学生的身上搜出刀具几十把，还有一些砂枪（当地一种打鸟用的枪）。

　　让吴老师头疼的是，碰上调皮捣蛋的学生，想联系家长根本都找不到人。“如果有父母在，还可以叫到学校跟老师共同教育孩子，但他们的父母都去广东打工了，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又管不了他，这部分学生就成为最难管教的。”吴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