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7点24分，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挥刀刺向聚集在校门外等待学校开门的学生们，在短短的55秒内，先后有13个学生倒在血泊中，其中8人死亡，5人重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南平市实验小学也已基本恢复教学。校门口的血迹也已洗刷干净，但伤痛还未抚平，血腥的55秒注定成为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惨案当成个案，当成一起无法预知的飞来横祸。

      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做客正义网，对惨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剖析。

       55秒惨案是可防的

       记者:我们先从这个事件本身说起。我们注意到在短短55秒内发生8死5重伤的惨案，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避免惨案发生或者减少伤亡吗?

       王大伟:有可能避免或者减少伤亡。公安机关一般把案件分为可防案件和不可防案件，对此我持有异议，我认为所有案件都可防，就像所有疾病都可防一样。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原因难防、条件可防。有媒体爆出犯罪嫌疑人郑民生事业、恋爱屡遭挫折，家境也很贫寒，这都可能是他的犯罪动机，是我们防不了的，但是他实施犯罪的条件是可防的，如果没有这么多孩子聚集在校门口，如果学生接受过安全教育、逃生训练，如果学校配备了两名训练有素的保安在门口值勤……

      记者:我们在报道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最后一个受害的学生是自己撞到犯罪嫌疑人身上的。

      王大伟:我曾经编过这样一个童谣: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现在，我们孩子是两个不会，一个是不会骗，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博士的时候曾经对5800个孩子作过调查，这5800个孩子都说坏蛋不能骗，我问为什么不能骗，他们说老师说了骗人不对;另一个是不会跑，缺乏训练的孩子遇到这种突发事件都会吓傻了，根本不会跑。这起案件折射出这些孩子的防范意识几乎等于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几乎为零。我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为什么学校没有对安全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记者:网上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其不早点开门。他们称，有些学校为了减少负责任的时间，开门时间定得很晚。一道铁门能否划定学校的责任边界?

      王大伟:学校不开门和惨案的发生不是因果关系，网上的这种声音有偏颇，但是学校不开门，却是孩子被害的条件之一。现在有些校长最怕的是学校有责任，我在对一些地方的校长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常有校长对我说，“王老师你教的都是如何防范，我们最想听的是学校在发生安全事故之后如何把责任分清，别让家长赖在学校这一方。”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一道铁门怎么能划清学校的责任呢?

      安全教育存在瓶颈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受害学生中最小的六七岁，对那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是不是有些早，能有效果么?

      王大伟: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安全教育了，只是很少有家长们做这样的“功课”，因为他们对安全教育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女大学生给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说，“姐姐告诉你一句话要记牢，小裤衩小背心不许别人摸。”小女孩的妈妈当时就急了:“你教我女儿这个干什么，多不吉利多恶心!”我每次出去讲课都能遇到这样的家长。

      记者:如果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可以保障安全教育的普及?

      王大伟:我们是有法可依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相关的条款，比如要对孩子进行自救的教育培训，还有任何中小学幼儿园都要有应对突发事件预案的规定。但是这些有没有落到实处呢?

       记者:目前学校开展安全教育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大伟:我还是想举个例子，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某市邀请我去做安全教育的讲座，组织者向中小学免费发放了两万张票，凭票还可以领到两瓶矿泉水与一张身份识别卡。即便如此，到场的也不过57人，大部分学校领到票就扔了，因为安全教育跟升学没关系。

       记者:在现有体制下，安全教育的瓶颈是什么?

       王大伟:一是对于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没有一个很好平台，我国普法十年可谓成绩辉煌，可是安全教育的普及呢?目前还要借助普法的平台，比如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要在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过程中落实。另一方面，目前各地学校使用的教材版本繁多，由于出版商良莠不齐，质量无法保证，我建议教育部或省级教育厅组织专家统一编撰出版。

       记者:迄今为止，王教授已经出版了28本有关安全教育的图书，录制了七套光盘，销量如何?

       王大伟:销量一般，但是汶川地震之后热卖了一阵。我曾在英国艾克塞特大学警察学研究中心学习，学成之后我把国外先进的安全教育理念带回中国，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但不被身边人所理解。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他们说警察做这些干什么?还有人认为我是博士、是“海归”，整天琢磨顺口溜(童谣)太掉价了，更有人认为我虽然做了这么多有关安全教育的课题，但都不能算做科研成果，而我始终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最大的科研，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是最大的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