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挽救的是生命

      记者:如果我们的学校都能做好预案，当面对突发事件时就不会这么被动，损失也会降到最小?

      王大伟:现在很多学校并不是没有预案。我去过很多学校，校长会拿出一摞安全预案给我看，这些预案印刷装订得都很漂亮，里面的条款也写得很全面详尽。但是我要说这个预案虽然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用处不大。

      记者:为什么用处不大?

      王大伟:学校的预案存在误区，首先，学校预案不应是事后反应而是事先防控，可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小学预案，很少有事前的预案，都是事后的反应;第二个误区，预案绝不是印好的一摞文件，那是毫无用处的，预案必须放在每个学生的心里;第三个误区，自救自护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技能。技能具有操作性，比如，我们教给孩子遇到突发事件拔腿就跑，遇到火灾弯着腰跑、捂着嘴跑，等等，这都是技能。学校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挽救的是生命，比如四川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平时就注重在学校里进行安全疏散教育，在汶川大地震中，周围的学校都是房倒屋塌，学生死伤惨重，但桑枣中学没有一个学生受伤，家长称他是“活菩萨”。

       记者:能否把格斗式的防身术纳入到安全教育中?

       吴启迪:我了解到，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后，很多学校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松懈。但是教孩子们擒拿格斗等防身术究竟有没有必要?我个人不大赞同这么做。首先，那么小的孩子即使学了一些功夫，也对付不了成年人。特别是这起案件中，凶手持有尖刀。其次，孩子们的心智发育尚不健全，很容易把功夫用错地方，如果孩子们之间发生打斗，这将是十分危险的。保护年幼的孩子，是成年人的责任，是学校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整个社会有责任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譬如在有条件的地方“警务进校园”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警务进校园保障学生安全

      记者:有网友指出，目前“警务进校园”好像实施得并不好。

      吴启迪: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编制问题，与公安部门的配合，等等。另外，我国中小学校数量庞大，各地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这项制度会有困难。尽管如此，我认为学校还是应该把加强安全保卫措施摆在重要位置，使孩子的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这起恶性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后进展快速，取证也很顺利，被害人及时地得到了法律的救助。

      吴启迪:校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起到了作用，监控设备的录像便于公安机关取证，尽早侦破案件。但从全国来看，目前恐怕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装了摄像头，通过这次事件的经验与教训，这一做法应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敬畏生命的教育不能缺失

       记者:郑民生曾是一位肩负救死扶伤使命的医生，为泄私愤的他竟将刀残忍地挥向无辜的孩子，这一事件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

      吴启迪:目前，社会处于跳跃式的快速发展期，人们的思想经历着起伏与动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发生了道德沦丧的问题。在有些人的心里，没有什么是值得敬畏的，包括生命在内。这些道德沦丧的人，就像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杀伤力很大。如何尽量减少一些这样的人，全社会都要努力，而教育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该放松思想道德教育，从小开始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他们懂得生命的价值，对生命心怀敬畏和感恩。经历过长时间的教育，长大成人之后的他们，遇到何种挫折、面对怎样的打击，都不会那么轻易地迷失自我、扭曲人性。

      记者:现在的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

      吴启迪:是的，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充斥着暴力，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同时，目前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越来越偏离教育的根本——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我们要反思，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形成健全的性格、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爱憎分明，那么待他成人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良分子，不稳定因素，他不仅危害自己，危害家庭，也危害社会。当然，德育教育是长期的、尊重时代规律的，当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心理救助适可而止

       记者:这起恶性案件发生以后，在ICU病房里对伤者展开救治的同时，对该校的学生也在展开心理救助，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王大伟:在国外，当孩子受到侵害会有专门的救助机构对其进行三个方面的救助:生理救助、法律救助和心理救助。而在我国，目前尚无完备的被害人救助体系，特别是心理救助，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才被人们所知道。因为不了解，就有可能把它神化、误解为心理救助是万能的。我的建议是，心理救助是必要的，但一要适可而止，二要因人而异。另外，我认为有些媒体披露这起案件中受害人的姓名、班级等个人信息，以及使用大量未加马赛克的未成年人照片的做法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