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栾女士特意晚了点去接女儿，把价值几百元的幼儿图书亲手交到了老师手中。

       没想到图书的“疗效”没管几天。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圆圆回家嘟囔说，班上其他的小朋友好多都当过值日生了，但老师一直没有叫她当。

       值日生无非是在小朋友吃饭时帮老师发发勺子什么的，但当上值日生的小朋友都特别高兴，觉得很光荣。

       栾女士意识到，自己的礼也许还没送够。第二天，栾女士一狠心，到商场买了三张面值500元的购物卡，分别送到圆圆班上的三个老师手里。礼一到，效果到。圆圆马上连着当了两天的值日生。看着女儿兴奋的样子，栾女士决定，礼还是得继续送下去。

        焦女士也是在儿子经历了许多在她看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公正待遇之后才对送礼问题重视起来的。现在，她已经大概摸清了送礼的“行情”：“这都是潜规则了。一年四个节日，至少要送两个；一个老师一次最少三五百元。”

       相比栾女士在送礼问题上的一路成长直至坚定，同为孩子妈的卢鸥则很纠结。她曾和一对有孩子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想到那对同在中纪委工作的夫妇异口同声地说：“送，当然要送！”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一直对请客送礼非常抵触。但每每想起朋友劝说她的一句话，卢鸥又会变得犹豫起来：“孩子在人家手里，有什么办法？老师对付孩子的办法太多了，只要一个眼神，孩子就受不了了。”

       卢鸥曾经和多个公立幼儿园的园长有过接触，善于观察的她发现好几个园长背的包都是LV的，有位园长甚至连小手包也都是LV。这让卢鸥更坚信了幼儿园老师都是收礼的，否则“以她们的工资，怎么都背得起这么奢侈的包？”

       可在身为父亲的梁先生看来，妈妈们因为对孩子过度保护，才会在这个问题上这么纠结。他的儿子也在一家公立幼儿园，他就从来没担心过因为礼没有送到让孩子受委屈，不过他也承认，会时不时给老师一点小礼物，但“只是为了对老师表示感谢”。

       为了能让老师对孩子好些，能送得起、送得出礼的家长，大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送礼，这条路行不通的家长，也会努力从别的方面想办法。

       自从给幼儿园的老师送杯子被当面退了回来，脸皮薄的冯女士就很无奈地绝了送礼这个念头。但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冯女士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帮老师或者幼儿园做点什么。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女儿幼儿园的老师找到她，询问在文化事业单位工作的她是否能帮园里找一些给小朋友欣赏的挂画。“没问题。”明知这种画不那么好找，冯女士还是赶紧满口应承了下来。

       回家之后，冯女士和先生在淘宝网上一顿狂搜，没有找到合适的画，两个人周末又开车逛了大半个北京城，最后终于在京西的一家商品批发市场买到了。周一送女儿入园时，冯女士把画给老师送了过去，还不停地表白：“不花钱、不麻烦，家里有人专门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