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之争：户籍人口VS外来人口　

　　范先佐告诉记者，异地高考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当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利益的博弈影响到制度设计以及异地高考的门槛。　

　　范先佐表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分省定额录取的高考招生体制下，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还是高校尤其是名校的招生录取指标均与户籍挂钩。北上广津等地随迁子女数量巨大，占学龄人口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他们希望放开异地高考的诉求，势必影响到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引起户籍人口的抵触和担忧。　

　　记者综合有关媒体数据发现，除广东三本以上录取率略高于30%之外，京津沪三地的二本以上录取率均超过50%，甚至有城市达到70%，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而四地随迁子女数量巨大，所占比例也较大，北京和上海均超过40%，广东超过20%，天津也接近20%。“如果完全放开异地高考，即便中央能够协调部分招生录取指标，四地想要保持这么高的录取率根本不可能。这就会损害到当地户籍考生的既得利益。”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在北京、上海等地，由异地高考所引发的部分户籍人士与非户籍人士的利益博弈呈公开化态势。2012年10月中下旬，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非京籍家长，与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一度在北京市教委信访室发生拉扯。在上海，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张千帆认为，要靠高门槛来消除高考移民以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无疑是饮鸩止渴，必须消除高考招生中的区域歧视，打破高考特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京沪等城市面临的人口、资源困境。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京沪津等地的高门槛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地方政府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既然国家把制定异地高考政策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会根据自身利益设置合适的门槛，渐进式推行改革。”熊丙奇表示。　

　　事实上，京沪津粤等地制定异地高考政策，不约而同选择“分步实施、逐步解决，先职业教育后普通教育，先中高职后本科，先借考后高考”的思路，除了考量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利益诉求之外，还参考了当地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了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　

　　资源之困：特大城市发展不可承受之重　

　　记者从北京、广东等地教育部门获悉，由于教育资源准备不足，再加上建设周期较长，使得两地根本不可能马上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据广东省统计，如不设准入条件，每年将有超过20万的随迁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就读。而且，由于随迁子女80%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按现有学生测算，仅珠三角地区将至少要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新增学校所需的土地、师资、投入等，广东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承受。　

　　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在全国普遍出现学龄儿童人口下降、高考人数呈减少趋势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生育高峰到来等因素的影响，北京、上海以及广东未来参加高考的人数，将会呈现上升趋势。广东省本地高考生源以每年平均增加4万多人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14年和2015年将处于高峰期。因此，异地高考从2016年放开。　

　　而北京从2011年开始进入随迁子女高峰期与本市户籍学龄人口高峰期。到2014年，北京市小学一年级入学人口将由目前的10万人左右剧增到18万人左右，增长率高达80%，之后几年仍将呈持续增长趋势。即便不考虑放开异地高考可能带来的新的学龄人口增加，2020年前北京也将面临巨大的基础教育学位缺口。“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的异地高考至少在近几年内难以放开。”那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除了教育资源紧张之外，资源的严重匮乏，也决定了这些地方异地高考的步伐不会太快。”刘海峰表示。　

　　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万，非户籍人口700多万；上海市常住人口突破2300万，非户籍人口890多万。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城市资源环境、公共服务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非常突出。刘海峰表示，其中北京最为突出，北京是我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010年只有124.3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　

　　“如果异地高考方案对社会释放过高预期，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而举家迁移来京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可能引发‘教育福利拉动型’人口增长，北京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姚兵称，“到那时，不管是京籍还是非京籍，所有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都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