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 出版人应该是一个

    选择：

    A.书迷 B.书商

    C.专家 D.杂家

    题解：对于这4个答案，我最喜欢选择A，这也是早年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翻译过来，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爱书人。我觉得，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上商业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出版界选人，首要标准还应该是检验他是不是一个爱书人。在一个出版团队中，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有一个就不得了。由于不爱书，自然不懂书。你身处出版业，却不懂得你的“商品”。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危险的吗？其次，选择答案B也有道理。前不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的一本小书《书商的旧梦》，他自认从事出版一生，不过是一介书商而已。此中有调侃，也是在说老实话，不附庸风雅，没有不良心态，让我敬佩。第三，对于后两个词，学术意义上的“专家”就不用多想了，出版人的天职，就是为作家、学者们服务的，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属性。至于“杂家”一词，还是不用为好。《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10家，其中就有“杂家”。书中注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旧词新用”，很不靠谱，也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职业心态，一个行业中的人，怎么能够整体自称为“家”呢？

    问题三：出版产业的终极追求是

    选择：

    A.只出赚钱书 B.文化坚守

    C.双效 D.多元化

    题解：前些年，如果应聘者回答此题，一定会选择C。现在这句话似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清思绪。应当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要讲“双效”的。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讲政治。至于选择B，“文化坚守”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但是，如果有“双效”的观念，事情就会轻松许多。我们把选择A的答案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书能够赚钱，我们就出什么书。这是一个有趣的口号，它的表面是用钱对书进行分类，其本质却是用钱对文化进行分类，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被分为不赚钱的与赚钱的两类。经过市场的检验与筛分，在“不赚钱”或“来钱慢”的麾下，就会有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经典文化等门类；在“赚钱”或“来钱快”的麾下，就会有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等内容了。其实这种用商业观念“类分文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片面地追求“通俗”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它满足不了经营者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弄不好还会导致人们突破通俗文化的底线，向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一步步地深入下去，最终没有了道德底线。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的这种极端商业化现象，称为“往下笨”（dumping down）。因为书的商业属性，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化的高雅与通俗并无高下之分，它们是一种血肉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经营的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有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做基础。正是文化的经典与高雅，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去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从击缶、活字、画轴、航海、飞天……一路演绎下来，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高雅文化做支撑，会产生如此震撼世界的艺术普及效果吗？